第190章 关于徐福（3/6）
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的日本。这应该就是秦始皇对国家版图的宏伟目标。
徐福东渡何处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和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去了南洋的，也有到了海南岛的，更有到了美洲的。这种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的古箭等物出土。这些古代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着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
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着论述。另外象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要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目前争论的焦点。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
徐福影响化影响200年5月18日，中国龙口第九届徐福故里化节暨《徐福志》首发式在徐福故里山东省龙口市万松浦书院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及国内外史学界和各地徐福研究组织的专家学者近50人出席，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先生主持会议，**龙口市委副书记孙为富致欢迎辞。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华夏徐福化研究中心等20多个学术团体和个人发来了贺信、贺电。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谢华先生作了总结讲话。
徐福是秦代着名方士、着名航海家和中外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经考证为今龙口市）。秦始皇时期，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自山东沿海东渡，足迹遍及韩国南部与日本，成为历史上中日韩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已成为先秦史、秦汉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有极为重要性的学术价值。同时，对徐福及其集团东渡的研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中日韩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快山东经济化建设及旅游业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记载的不详，过去对徐福研究的开展尚不够深入，但随着中日韩三国有关徐福的献、考古、物和传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增多，对徐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为了促进对徐福研究更加深入的开展和扩大对外交往，有必要对徐福的生平和业绩进行全面的认识、总结和宣传。2004年初，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决定编纂一部《徐福志》，并委托协会秘书处和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进行志书编纂的筹备工作。《徐福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韩寓群省长、蔡秋芳副省长曾给予大力支持。龙口市委、市政府及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对《徐福志》的编纂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积极的保障。
《徐福志》共分6篇21章，洋洋8万言，翔实地记述了徐福及其东渡的整个过程，据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较强的权威性。全国着名史学家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担任该书的学术顾问。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先生为编委会主任。主编为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先生，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曲玉维、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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