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保 密（5/6）
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轮奸了那位少妇。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周阿姨眼里的泪水只打转，神情悲伤地说：“那孩子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四川，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孩子没有亲戚收养，寄托在街坊邻居家，据说不久就找不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大概死了吧，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周阿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出来，象断线的珍珠一样，杨文峰急忙递过纸巾。
“这就是你周伯伯保密把人害死的故事！”周阿姨说周伯伯，而不说周局长，也许是想让杨文峰感觉到周局长人性的一面。杨文峰并没有注意到，急切地问：“后来呢？”
“后来，”周阿姨瞄了一眼卧室的门，显然是怕周局长听见，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说：“八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你周伯伯才有机会在海外同那位少妇的丈夫见面，见面后，大家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位丈夫突然愤怒地伸出手使劲地抽你周伯伯耳刮子，你周伯伯嘴角都被抽流血了，可你周伯伯不但没有吭声，而且当场跪在那丈夫面前，那位丈夫打完后伤心地痛哭起来，这一哭就是三个小时，你周伯伯就这样跪在那里整整三个小时——”
“其实从那天少妇自杀开始，你周伯伯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外面的人不管怎么说，也传不到我们的耳里，可是当时连部里的同志都有看不起你周伯伯的，说他为了保护自己，划清和那少妇丈夫的关系，人格低下——当然，好在部里的领导都理解，当时那少妇的丈夫边哭边喊道‘周玉书，你你你——，在我和我的妻子儿子之间你不懂得要保护谁吗？柔弱的妇女和天真的三岁幼儿呀，难道你是铁石心肠？难道你除了保密都没有人性了？难道——’”
“周阿姨，”杨文峰怕周阿姨太激动，吵醒了寝室里的周局长，声音柔和地轻轻喊了声周阿姨，等周阿姨回过神来，杨文峰接着说：“那丈夫真是好男儿一个，他责怪当时周伯伯为什么不干脆承认自己是中央调查部秘密派遣到台湾去的情报员，如果当初周伯伯说穿了这个绝密，那么那少妇当时不但保住了清白和性命，而且按照我党的规定，她当时就可享受烈士家属应该享受的所有待遇。当然如果在那种场合承认少妇的丈夫是调查部的情报员，以当时台湾的政治状况，那少妇的丈夫就算不经过任何审判都可以以‘共匪’或‘共谍’处死的。周伯伯当时选择了保护作为情报员的丈夫，而牺牲了情报员的妻子和孩子？”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周阿姨打断说，“你周伯伯当时并不只是保护少妇丈夫一人，当时和他一起派遣过去的有六位同志，可是如果仅仅是这六位同志的话，你周伯伯仍然不一定会选择牺牲少妇，那少妇和孩子毕竟可怜啊，男人们做事应该有胆有识，义无反顾的。你周伯伯年青时和你的性格有些相象，侠骨丹心，锄强扶弱——可是当时选择完全不是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或者是在弱女幼儿和六个情报员之间呀。
“小杨，你可能也知道一些，我们国家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建设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当时调查部正在策划极积派遣情报干部到海外和国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周恩来总理等一批老将军的支持下，这一工作并没有停下来，物色派遣干部是个长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要派遣的干部基本上都物色好了，也经过了必要的培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但是调查部的一批优秀的老干部老领导包括凌云同志、熊向辉副部长都是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他们有一套在混乱中看清方向的本能，在他们的坚持下，调查部决定利用文革造成的混乱，利用当时很多人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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