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沽酒游春》——王九思（1/2）
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鄠县人，明代文学家，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名列瑾党，降为寿州同知。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王九思，出身于书香之家，家境富裕，天资聪明，一表人才，自幼读书，学识渊博，尤长文学。青年时热衷于功名，当时文渊大学士李东阳任内阁首辅，李为“茶陵诗派”的代表，很赏识王九思会试时，所作《端阳赐扇》诗中“谁剪巴江，天风吹落”等佳句，特留王九思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文学。一年后即在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升任吏部考工员外郎等职。在吏部任职期间，能剔除弊端，选贤任能，辞却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一次吏部考试，他不媚权贵，对李东阳的干儿子李台繁与一般人一样看待，受到时人的称赞。
刘瑾被诛，朝中清理瑾党人物，因王九思与刘瑾是陕西关中小同乡，被名列瑾党，受到牵连，贬为寿州同知。王九思在寿州任职时，处理诉讼、防备盗患、修城防和阳河渠等，较有政绩，于政务之余，常与士人学者讲古文，整学风，并以诗唱酬。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除了带领乡亲们修涝河桥，施舍医药、教育生徒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
王九思的诗歌，主要写他仕途失意后的怨怅之情，时时流露出“相权操白刃，谗口叹青蝇”的感慨，也有少数接触社会问题的诗篇。如《卖儿行》《马嵬废庙行》《孤儿吟》，或叙村媪卖儿的惨状，或述宦官气焰的嚣张，或写当时世态的炎凉，有一定现实意义。从艺术上说，他的诗模拟痕迹较重。
王九思的杂剧《杜甫游春》：描写杜甫春天闲游长安的感受，剧中痛责了李林甫的罪恶，揭露了“昏子谜做三公”的荒唐现实，下决心拒绝征召，乘槎度海，去过隐居生活。杜甫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借杜甫之口，倾吐自己的愤懑。王九思还有一折杂剧《中山狼》，明代单折杂剧一般认为从它始，该剧主题与康海《中山狼》相类似。
王九思散曲存套数十余首，小令百数十首，其曲作多数是对现实表示不满，通过寄情山水，发泄自己的牢骚，虽然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怀，境界狭窄，但尚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他的散曲秀丽雄爽，如“有时节露赤脚山巅水涯，有时节科白头柳堰桃峡。戴什么折角巾，结什么狂生袜，得清闲不说荣华。提起封侯几万家，把一个薄福的先生笑煞”。倾吐胸臆，生机盎然。正词谑语错杂其间，但有时曲作过于粗豪，精思不足。
明代中叶前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文坛以三杨为代表，在形式上追求曲雅工丽，在内容上歌颂功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文风弥漫一时。王九思居官后，感到自己以往的作品，也多追求形式上的典雅，缺乏现实生活内容，并对此种文风产生了怀疑。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倡导“复古”的文学运动，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反对虚浮、萎弱的“台阁体”。王九思放弃自己的所学，予以积极支持，成为文学史上明代“前七子”的一员，和其他人一起，在打击“台阁体”文风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走上拟古主义的道路，却是错误的。
在罢官以前的作品以诗文为主，与武功康海同里、同官，同因列入瑾党被免官。同样的身世遭遇，同样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交谊深厚。归里后，常常谈文赋诗相聚，唱和颇多，他的诗文集有《渼陂集》《渼陂续集》19卷。
王九思，认为要写好戏曲，必须懂音律，便从学音乐开始，他购买乐器，聘请乐师，教他学习音乐知识。经整整三年的不懈努力，学会了弹奏琵琶、三弦等，而且弹得很好。他雇请歌妓，组成家班，一旦有了新作，便排练和演出，并不断修改提高，他十分注意向别人学习，丰富提高自己。一次，戏曲作家李开先去西夏饷军路经关中，住在康海家里，他得知后，立即邀请到鄠县作客，设宴招待。同时，让家班演唱了他的杂剧《游春记》，请李开先指点。当李开先从文风、韵律等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后，他一一虚心接受，他和李开先在近十天的相处中，经常是彻夜不寐，交流戏曲艺术。
王九思的戏曲创作，具有很高的成就，由于他是被统治集团排挤出来的，对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性，有较深的体会，所以他的剧作，不仅写出了许多直抒胸臆和反映民风的作品，而且寄寓了对现实政治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
他的《杜甫游春》杂剧，写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出游曲江，痛骂权相李林甫“嫉贤妒能，坏了朝政”。影射朝政，有所实指，作品里的杜甫，实际上是作者的化身。他把矛头指向权贵，是难能可贵的。
王九思的剧作中最受推崇的是《中山狼》剧本。当时，他的挚友康海据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写成《中山狼》杂剧，用以寄愤，他对康海蒙受冤枉寄予无限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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